堂本光一

还需注意的是，马克思曾专门强调过，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

内容提要：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理论，在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前提下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党的十九大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政治高度，强调要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41)参见许耀桐：《关于列宁民主集中制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再探讨》，载《党政研究》2020年第5期。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确立了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78)参见张文显：《中国法治新征程新坐标》，载《民主与法制》2022年第39期。

(56)从严治党根本上要靠制度治党。而中国的成功则在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制胜法宝。[14]就此来说，谈及我国法的基础价值决断，无非是说，究竟以家还是个人作为基本出发点，以家的律法还是个体之律法作为政治体建构的基本法则。

每个人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族群、国家亦然。可是，如何找到这个意义呢，单纯靠回到古代，讲历史，讲文化是不够的，当然跳出中国去找也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当下的生活中去寻找，在这个范围里寻找看得见的、普遍遵循的意义。[9] Vgl. Fr. v. Kutschera， Einführung in die Logik der Normen， Werte und Entscheidung， Freiburg / München，1973， S.85.[10]参见张龑：从基础规范看现代立宪转型之道，《南大法律评论》2014年秋季卷，第12～13页。然而，一旦个体成年[21]就要经历人生第一次否定，离家而走，奔赴社会。

正如个体主义哲学区分了小我与大我，家也有小家与大家之分。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就是说若不经历一下很难有切身的理解，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现在的老人数量近2亿之多，而年轻家庭只能生一个，有的家庭干脆选择不生，未来可能是巨大的老人群体和非常小的青年人群体，其结果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立法者，一个国家的立法，不能只想年轻时候的事情，如果立法者只想这样的话，革命思维就主导了立法思维。相反，源自西方的现代政治提供了一个明确直观的对象——个体。[26]关于公意与众意，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5页。

仔细分析这一根本法，它包括如下四个要素：一是自由交易法则，二是家内伦理法则，由于伦理法则并不能当然消解自由契约内含的主奴关系，这就需要第三个要素法律权威。历史上从来不乏强力征服的先例，但所有的强权都终归尘土，消失于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延续过程当中。生生不息作为一项律法表达的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化意涵。很显然，参与原初契约的个体不是所有人，而是成年人，成年人在个体与家的辩证关联中有两重身份出现，第一种是否定家的自由个体，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合意正是取第一次否定之意，鉴于西方现代的开端以大航海时代为标志，此种契约也可名之为海员之契。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第二种则是对第一种的扬弃，个体既不是从家而生的未成年个体，也不是离家出走的个体，而是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回到家的个体。

近代以来，自由契约激发出的市民社会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根本原因在于家内经济外化为私家与私家之间的市场经济，[37]故可理解为现代西方进入了小康时代，但由于自由社会以私性个体为基本构成单位，缺乏小康所内含的家伦理。第二，西方讲个体自由，首先要问的是个体是什么？它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马克思所理解的个体是一种具体的类型，而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讲的个体都是抽象的、形式化的个体。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是一早熟的伦理社会，正确的理解是未经历第一次否定的契约合意，过早地诉诸否定之否定的契约合意，以之为根本法。[14]参见张龑：人民的成长与摄政的规范化：辛亥革命以来的人民意志建构及其先锋队，《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第85～99页。如何从自然状态进入自由状态，几乎成为所有现代法政思想家致力于完成的任务。个体和自由结合起来就是个体自由，但是这样一种结合却问题重重。[26]为了克服这种契约观念，卢梭、康德都诉诸于道德，把自然状态改造成一种德性的、和平的状态，但由此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最大的问题，如何从理想的契约合意转变成现实的契约合意。一种是通过契约达成合意的思维方式，一种是理想合意与现实合意的思维方式。

可是西方现代化的困境至今未解，物质主义、虚无主义渗入社会骨髓，重新在生活世界里发现可以抵御和化解此类困境的家价值就非常必要。[2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0～117页。

从理想的状态到现实的状态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公约的设定及其内容。所以说，自由不是脱离于家之外，而是自由包含在家和个体的辩证关系中，在个体为了自由而到了公共社会以后，他就会有相互交往的必要性，这是家的一个维度，也是在此意义上，家不是反自由的，而是能够容纳自由精神的。

重要的是，既有的合意模式都是个体之间的合意，小康表达的是小家之间的合意，小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才是本文讨论的关键点。一直以来，私人自治和公共自治被视为现代西方法政思考的两个支柱[1]，被认为是所有思考当代法律问题的一个起点。

第二，父母病了需要回家照看，但是没有假期怎么办，单位领导可以不近人情吗？第三，公共教育是一种均质化人才教育，无法满足个性需要，为什么人们宁可忍受高价来追求私人教育，即便市场化的私人教育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第一种，西方契约合意的个体都是离家出走求自由的个体，由此达成的合意自然是一种以个体自由为基本价值的合意。现代科学提供了新方法，技术水平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抽象化的个体是说，霍布斯的个体是利益化的个体，卢梭和康德意义上的个体是理性化的个体，而交往契约表面上是主体间的契约，实则不过是具备语言能力的个体之间的合意。

意义可以区分为客观意义和主观意义。因此，最大的问题是，经验的个体如何能够获得理念的自由[16]，因为实践行动的个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性存在，而是一个经验上的精神与肉体的混合型存在，从经验的个体到理念的自由之间，隔着千山万水。

[27]因为在二者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断裂，这个断裂引发了巨大的实践难题，就是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提出的半途而废。小家是私性的，大家是公共性的，在大同的理想状态里，小家就是大家，大家就是小家，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天下一家而为公，是故谋闭不兴，盗贼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面对经济理性穿透家庭，学界产生了大量讨论，之后人口问题、养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近两年儒家重新登上公共讨论的舞台。三、法律保护的是我们看重的生活意义我国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当属曾经革命的一代走向暮年。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同精神一起成长，相互构成的。[37]参见〔德〕费迪南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这从此成为悬在契约观念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有基础性价值确定了，价值之间的冲突便没有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通过理性计算和权衡来加以完成。

这四个要素共同成为自由之家的根本法的法律渊源。现代以来，若说西方的政治问题源于上帝退出人类的精神舞台，那么，中国的问题源于作为天子和大家长的皇帝退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政治舞台。

可是，他们的意义就在于践行了自己所认定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后来成为主流的价值。只要到已然衰落的欧洲、美国多逗留一些时间，近距离观察普通人的生活，就会突然发现美感没有了，多年来期待的意义世界坍塌了。

一般而言，发现一个问题，和有没有一个既定的解决方法是两个不同阶段的事情，关键还在于有没有发现问题。进一步，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任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